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城東五公里外橋兒溝的一座教堂里，中國共產黨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
“當時，雖然抗戰形勢嚴峻而緊迫，但還是有中央委員17人、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負責人30余人參加了全會。這是自黨的六大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延安魯藝文化園區講解員介紹道。
在會上，毛澤東同志作了《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結論。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及一系列重要文件。
在這個總方向的指引下，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相持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
毛澤東同志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抗日戰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它的基本特點是一方面更加困難，另一方面更加進步。在抗日戰爭的新階段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才能應付戰爭的新局面。“這種新姿態，就是統一戰線的廣大的發展與高度的鞏固。”他說：“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力求團結與進步——這就是十五個月抗戰的基本教訓，也就是今后抗戰的總方針。”
他的話，使許多與會者豁然開朗。
在總結抗戰以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同志進一步闡述了《論持久戰》一文中對抗日戰爭發展規律的認識及全民族團結抗戰的重要性。指出：“抗日戰爭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悲觀論者毫無根據”；“支持長期戰爭與爭取最后勝利的唯一道路，在于統一團結全民族，力求進步，依靠民眾。”
會議持續了一個半月。11月5日至6日，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結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
關于統一戰線和獨立自主問題，他說：“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斗爭服從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
關于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同志從中國歷史的角度進一步強調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強調“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毛澤東同志的政治報告和結論，系統闡述了抗戰以來的經驗，深刻分析了當前局勢，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闡述了既統一又獨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提出了正確處理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關系的基本政策，重申了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方針，為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作出了戰略擘畫。
毛澤東同志的政治報告，1938年11月25日全文刊登在《解放》第 57期，其中第七部分以《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39年4月，《共產國際》（俄文版） 也刊登了這篇報告。結論分別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一次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收錄了3篇之多，從這個側面，足見這次會議和這些報告的重要性。
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得以確立，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中國革命不斷向前發展。但是，遵義會議后，全黨真正深刻認識到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大意義并成為自覺行動還經歷了一個過程。長征途中，在我們黨最需要團結的時候，張國燾挾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抗戰初期，王明在黨內拉幫結派、我行我素，不聽黨中央指揮，再次從反面教育了全黨。
六屆六中全會之前，中央于1938年9月14日至27日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同志傳達了從共產國際帶回來的重要意見：
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 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在當時的情勢下，共產國際指示和這次政治局會議，進一步統一了中央領導層在重大政治、組織原則方面的認識，維護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的團結一致和統一領導。這為堅持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糾正抗戰初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創造了有利條件；對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做了重要的準備。
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同志作了《國際指示報告》，再次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王稼祥同志傳達的共產國際這些指示極為重要，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李維漢后來回憶說：“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毛澤東同志從抗日戰爭以來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在這次會上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在毛澤東同志黨內職務的問題上，有同志明確提出應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黨中央總書記。
此前，張聞天就提出過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應該由毛澤東擔任，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認為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讓張聞天繼續擔任下去。因此，這個問題張聞天就沒有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中去討論，也沒有提到六屆六中全會上去討論。但此后，張聞天就主動地將黨的總負責的工作移交給毛澤東同志了，張聞天回憶說，“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自己到了1939年春就“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處開……一切重大問題均毛主席決定。”
彭德懷同志在會上的發言中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
陳云同志說：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義會議以后到現在，無什么大的錯誤，這主要是中央有遠見，起了把舵的作用。
李富春同志說：黨的成功……最主要是中央路線的正確，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
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的鞏固，對于在全黨進一步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是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
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
在六屆六中全會之前，雖然我們黨還沒有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早已走上了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實踐之路，并進行了初步的理論探索。總的看，這時黨內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對革命形勢的判斷以及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等重大問題的理解和把握，仍不成熟，在思想認識上并不統一。
為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重大爭論和原則分歧，毛澤東同志到達陜北后，即投入到對中國革命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之中，進行基礎性的思想理論建設。從 1935 年 12 月到 1937年 8 月，毛澤東同志先后撰寫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系統地解決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思想路線問題。這幾篇著作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實際，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開始全面地解決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路線問題，已經勾勒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特征與氣象。從 1930年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到 1938 年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理論一步一步走向自覺與成熟。
1938 年 10 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充滿自信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任務和發展道路，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旗幟鮮明而又極具針對性地指出，“黨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澤東同志的這些重要論述，是他從親身經歷中國革命失敗的痛苦教訓中，從同黨內各種錯誤傾向進行的斗爭中得出來的。他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論斷，是對中國革命的重要貢獻。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對于那時的中國社會、中國革命的認識，已經出現了一個飛躍，正在從認識的必然王國開始向自由王國轉變，是中國共產黨成熟的一個標志。這對于中國革命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不僅指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對后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都有深遠的意義。
明確提出“四個服從”
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堅持民主集中制。
早在中共二大通過的黨的第一個章程中，就做出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機關要執行上級機關命令的規定。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對民主集中制特別是“四個服從”原則的執行，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在與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行為斗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堅持民主集中制，特別是對堅持“四個服從”這一首要原則的認識越來越深刻。
在《論新階段》中，毛澤東同志總結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十七年黨的建設經驗，突出強調紀律的重要性，認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他指出，有幾個基本原則是不容忽視的：
（一）個人服從組織； （二）少數服從多數； （三）下級服從上級； （四）全黨服從中央。
毛澤東同志強調，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實施，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誰就給了黨的統一團結與黨的革命斗爭以極大損害。為此，他建議根據“四個服從”的原則對全黨進行必要的紀律教育，并制定相應的黨內法規以規范全黨的行為。
在全會上，劉少奇同志在《黨規黨法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一切領導集中于中央”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全會同時指出要擴大黨內民主，鞏固和加強黨的團結統一。
此后，在中共七大上，“四個服從”被寫入黨章。此后，歷屆黨代會都強調了這一紀律，并不斷加以補充、發展和完善。
“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
為了使全黨切實擔當起歷史的重任，全會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號召全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毛澤東同志指出“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學習理論，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們的勝利”。
他指出了學習的兩個任務，一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另一是學習歷史遺產。強調，不應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同時強調，“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
他特別提示全黨：“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
一場學習競賽就此在全黨有組織地開展起來了！
在此基礎上，后來延安整風這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拉開了帷幕！
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這次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
今天，我們黨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豐碩成果、用黨和國家事業的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印證了毛澤東同志的希冀與期待。
六屆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
